《中國新詩史略》，謝冕潛心十年完成，正如書封上所標明的，這是“極具個人色彩和可讀性的一部詩史”，只要稍稍翻閱，就能感到強大精神氣場的存在。此書為國內首部百年中國新詩史，從1891年寫至2010年。

可以說，這既是一部“詩史”，也是一部“心史”，在勾勒百年新詩展開脈絡的同時，也在相當宏闊的歷史視野中，展現了“詩史”與“詩心”的持續震蕩。

謝冕，1932年生，文藝評論家、詩人、作家?，F任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、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。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、北京作家協會名譽主席、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，并兼任詩歌理論刊物《詩探索》及《新詩評論》主編。著有《湖岸詩評》《共和國的星光》《文學的綠色革命》《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》《世紀留言》《永遠的校園》《流向遠方的水》《紅樓鐘聲燕園柳》等。

將百年新詩作為整體去把握

按照新歷史主義的觀點，任何歷史敘述都包含了特定的情節模式，如悲劇的模式、喜劇的模式、反諷的模式，這也會連帶出書寫者不同的位置和視角。謝冕十年前著手著作的時候，對此大概已有充分的自覺。所謂“史略”，在大略、概要之外，或許也指向了某種歷史的總體性、全局感，如在高高的山巔上俯瞰，百年新詩像一條大河波瀾曲折，雖然還在向前延伸，但已經可以作為一個“整體”去把握。不僅如此，這條大河也不是孤立的風景，只有在20世紀歷史開展、交替的巨大沙盤中，方能顯現其縱深的脈絡、結構，乃至病灶。貫穿全書的，正是這樣一種總體性的歷史意識。

《中國新詩史略》，作者：謝冕，版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。

即如全書的“緒論”，一開始就著眼大處，起筆于20世紀的歷史回望，引述臺灣詩人羅門的《麥堅利堡》，回望“冷戰”與“熱戰”交替之后廢墟式的世紀現場——“傷殘的肢體、妻子和嬰兒的哭泣、廢墟、集中營，還有墓場”。由此前溯，在解釋晚清以降的先行者，為何要另辟詩歌的天地，作者也特別寫道：“要解答這一問題，需要從中國近代史的背景去找原因”。隨后出現的年份——1840、1860、1892、1894、1895，1898，則如同一連串時間的腳步，象征了戰爭、國恥、變革的急驟到來。對于歷史緊張感的強化、對于具體時間點的標記，似乎構成了一種基本的修辭，暗中支配了《史略》的寫作，包括最后述及新世紀的詩歌面貌，也以“9·11”世貿大樓的倒塌為起點，暗示21世紀的到來是一種“不是開始的開始”，革命與戰爭的20世紀并沒有真的過去，它在時間上投影，可能還相當漫長。

如果說“百年新詩”的“百年”，是綿延的時間尺度，那么謝冕頻頻提及的“世紀”，則更像一種歷史視野、一種宏觀的文化政治視野。那些關鍵性的節點、重大的社會及政治事件，則像一顆顆的鉚釘，將新詩的歷史牢牢嵌入了“時間不斷開始”的世紀變局中。確實，新詩的發生、確立及展開，一方面是文體、語言、美學形式的創制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回應現代中國歷史危機、文化危機的產物。尤其是在五四時期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“急先鋒”，新詩的構想中，本來就包含了對新人、新社會、新政治的期待，按照聞一多1923年的說法，新詩之“新”，不單是語言形式的變革，更在于能否強勁地塑造、捕捉20世紀的“時代精神”。因而，即便著眼于新詩的內部演變，20世紀的“革命與戰爭”、包括最近40年的“改革開放”，都是不可或缺的視野。

不拘囿于現代性史觀

可以注意的是，上世紀80年代以降，出于對以往政治規約和現實主義教條的反撥，回到所謂文學的內部，以文學的審美性、現代性為評價標準，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“正宗”，這一點在新詩研究中，表現得或許尤為突出，百年新詩的歷程似乎也主要被理解為白話代替文言、自由消解格律之后不斷追求詩美、追求語言方式現代化的過程。

百年新詩史上的代表性詩歌刊物。

1.1928年創刊；《新月》 由新月社創辦。新月派也成為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，主要詩人有聞一多、徐志摩等。

2.1953年創刊；《現代詩》 由紀弦獨資創辦，在臺灣詩壇產生重要影響。1956年，紀弦宣布成立“現代派”。

3.1978年創刊；《今天》 是由北島等人創辦的民間詩歌刊物，曾是朦朧派詩人作品的聚集地。

4.1986年創刊；《非非》 主要創刊人有周倫佑、藍馬、楊黎等，并因此形成非非詩派。

與此相關，從“現代”到“當代”，新詩之中“現代主義”一脈、先鋒詩潮一脈，無形中也被看做是新詩現代性的體現，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討論。有意味的是，作為當代先鋒詩歌“崛起”論述的代表，作者本人卻沒有拘囿于稍顯封閉的文學現代性史觀，在書中，對于左翼革命詩歌、政治抒情詩的傳統、延安工農兵文藝的方向乃至紅衛兵的詩歌，他又都給予了相當的篇幅，結合特定的時代氛圍、條件，比較細致地梳理了新詩人在這些向度上的創造性實踐，以及為新詩帶來的可能性與深遠影響。

因而，相比于一些更為嚴謹、完整的新詩史，這本“史略”帶給讀者的歷史感受，或許更為豐富、多元，這自然得益于一種更為內在深厚的歷史體知、一種更具整體感的新詩史觀。

詩歌如何與現實發生更有效關聯

當然，百年新詩的長河并非一直平順，也伴隨了險灘、漩渦和諸多的暗流。我注意到，在全書的開端與結尾，作者都引述了周作人的《小河》，提及在好事的農夫筑起一道石堰之后，小河尋求出路的樣子——“水沖著堅固的石堰，還只是亂轉”?！皝y轉”一詞用得好，謝冕寫到“它活現了那種急切中奮勇沖決、尋求出路的情態”，而“這就是中國新詩的形象”。以《小河》為開篇，又以《小河》結尾，這似乎是一個象征，河水的“亂轉”也象征了那些不斷回旋、重臨的問題結構，像集體與個人、大我與小我、詩用與詩美的矛盾，作者在書中也反復討論，認為這些矛盾“幾乎貫穿了新詩歷史的大部分時間”。譬如，成長于革命的激情年代，謝冕一代人與集體主義文化有相當的內在牽絆，同時也能更為痛切地意識到，集體主義文化的不斷高揚、強化，會導致抒情“小我”的不斷被擠壓、甚至取消，這會“摧毀了詩歌的根基”；而當“時間再一次重新開始”，“個人”重又歸來，對于當代詩歌的“個人化”取向導致的詩人對公共生活、宏大敘事的疏遠，作者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憂慮、批評。

1986年12月“中國·星星詩歌節”在成都舉辦，李鋼、北島、顧城、葉延濱、葉文福、舒婷、傅天琳與讀者見面。

當“革命與戰爭”逐漸成為記憶，“和平和發展”成為社會意識的主流，所謂“個人化”的當代詩歌，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狀況和文化處境，詩歌寫作如何與現實發生更為有效的關聯，不致回收于簡單的政治關注、道德表態，對于這一問題的回應，有可能要超出20世紀給出的歷史經驗，作者的判斷也可以進一步地辨析、討論。但毋庸置疑，20世紀激進歷史及其反動造成的普遍身心狀態、感覺結構的分裂，確是不爭的事實。如何走出這樣分裂，掙脫那些“石堰”一般固化的認識和經驗結構，重構個體和歷史的關系，甚或決定了新詩的未來前景。在最后一章的結尾，作者意味深長地寫道：“等待，這是一種焦慮，也是一個結語”。在這個意義上，《小河》確實構成了新詩的隱喻，而“亂轉”既是它困局中的形象，也是它最值得珍惜的活力。